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四)(12 / 15)

时期的两税法改革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统一了税收，使农村生产和生活趋于安定，从而稳定了安史之乱后农村的混乱局面，并使这一新局面延续一百年之久，甚至出现了“元和中兴”的繁盛时期。杜佑称赞两税法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它使农民“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两税法是唐代税法改革的最终成果，奠定了其后1000多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对中国农村家庭和农村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两税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弊病。

    其一，税外加征，使人民负担逐渐加重。本来按照制度，各项赋税均已纳入两税之中。事实上两税法行之未久，政府财力就出现匮乏，于是常常巧立名目，加征税课，以增加税收。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五月，“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建中三年（78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在本道两税之上，“每一千加二百”，得到德宗的批准，并下令各道一体实行。贞元八年(792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随后两税数额不断提高。

    其二，配赋不均。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各州各道按照所掌握的旧有数额进行摊派。但由于战乱，田亩数变化很大，而仍以旧额摊派赋税，显然是不合理的。

    其三，折钱纳物致使人民负担随币值的波动而波动，不稳定。两税法实行初期，钱轻物重，物价较高，后来由于物价不断下跌，货币税额不变，造成钱重物轻，人民负担就自然加重了。陆贽上疏说：“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

    正是在各方面压力之下，两税法在实行20余年以后，以钱计税的做法渐渐被取消，还原为过去的实物计税。其实，在唐中期已有开始从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趋势。既然出现货币地租这样一种榨取方式，就可能被封建统治者利用。

    其四，资产难以估算。两税法是按照户等纳税，唐朝三年一定户等。三年之中，户等升降很大，户等不能随时调整，而户等依据资产而定，资产有动产和不动产之分，动产的数额也很难准确估算。这使得两税法的漏洞很大。从本质上说，两税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不是两税法特有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只要封建制度及其社会根源存在，任何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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