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1）(13 / 16)

运而生，曾经失落的儒释道的文化理想，似乎又从国学大师们活灵活现的宣讲中复活了起来。细一看，“国学热”热了那么些年，其实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素质，倒更像是成了一种时尚的争逐。其实，这也用不着奇怪，试问在我国，信仰即便是在我们从物质困境中解脱出来后，又何曾从实用和功利的色彩中被剥离出来过？

    当然，你说的信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但以我看，信仰是否真是一件值得大力倡扬的事，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信仰更关乎个体生命的完善，却不具有对他人的约束力。而群体性的信仰，可能使社会趋于完善，也可能导致恶果。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如何重建我们社会的信仰，你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杨志军：首先国学不是信仰，因为它先天缺少主宰灵魂的力量。国学因其古老而日益变成了一种学问和知识，而不是改变国民素质的法宝。是期待出了问题，不是国学出了问题。信仰要解救的首先是人的心灵，而不是物质困境。实用和功利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唯一追求和最高目标。

    任何脱离人性、扭曲人性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不是人的吃喝拉撒睡，所谓“食色性也”，是指人的动物本性。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综合体现。我们说“这个人坏得没有人性”，就是指他丧失了道德性和社会性。道德性好理解，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人和环境的理想关系。真正的信仰，不仅在乎个体生命的完善，更在乎一种平等、利他、尊重、包容、爱人的良好风尚。这不是我的发明，是包孕在西藏文化和历史中的不朽的精神价值观。

    许多西藏人都能把日常生活和理想追求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你若问一个磕着等身长头、千里迢迢去拉萨朝拜的普通牧民：为什么要这样？他会告诉你：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当他为全人类祈求幸福的时候，他自己也得到了幸福，那就是一种自足宁静的心境和一个好的来世。很多人一生都很干净，从心灵到举动：不贪、不恨、不起恶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道德水准浸透在骨血里，自然而然地助人利他。这就是一种精神，精神来源于信仰。正是西藏让我有了坚持不懈地表达信仰的冲动，让我看到了实现信仰的可能和意义。

    傅小平：在谈到为何写这本书时，你说你想通过《伏藏》来填补我们时代的精神空缺。你也说过，现在社会缺什么，就得补什么。这一方面凸显了你写作的救世情怀和使命意识。但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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