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1）(14 / 16)

给人留下急于事功的印象，会让人认为这是你的一种写作策略，而非心灵使然。有人就把《藏獒》的走红，归结为迎合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价值。当然，如果抛开这样的成见不说，你的使命意识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也可能是悖谬的，比如你极力宣扬的藏獒精神，导致的却是藏獒成为一种富人的新宠。对于近于执拗的这么一种写作姿态，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杨志军：藏獒成为富人的新宠，甚至失去原初存在的任何意义，说明真正的藏獒已经和新宠们区别开了。当我总结藏獒的特点，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符号时，就已经有了失去的悲哀。正是由于失去的悲哀，才让我那么激动地写了《藏獒三部曲》。契合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精神趋向和主流文化价值，是我的愿望，可惜完全没有契合。难道我在《藏獒》中描写的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存法则和精神趋向？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可惜没有。正是因为空缺，所以才深深契合了读者的期待。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我倒是愿意扛在肩上的。至于是“写作策略”，还是“心灵使然”，我的新作《伏藏》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仅靠“写作策略”，只能越写越假。

    傅小平：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要这么说，如果身处其中的个体有信仰，多半也是后天的修炼，而非基因和家族的遗传。在多年的创作中，你始终不渝地坚守信仰之道。我想问的是，你有信仰吗？如果有，那信仰又在何种意义上成就了你的生活和创作？

    杨志军：写作，生活，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爱和信仰的确与物质世界是冲突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日益丰富的副产品，我们的焦虑就是无法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支点。物质在膨胀，人欲在膨胀，道德却在沦丧，信仰却在消失。这就是我写《伏藏》的理由。我说过，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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