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4)(3 / 9)

么一定主要是由于当官儿的人们缺乏设身处地的体恤心肠，置身事外而官腔十足，对她们的思想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做细、做到家。甚至，根本就不曾做不想做。

    故据我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其时，那牺牲意味着数以千万计人民的起码的社会保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是人生的最后一搏。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生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却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是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许还有丁点儿价值。

    林语堂曾著过一篇短文《妓女与妾》。

    通过这篇短文看得出，林氏是颇赞成男人纳妾的。他认为已婚的男人为了贪恋另一个女子的姿色而离婚，倒莫不如说服她干脆做自己的小老婆。他的逻辑是纳妾总归比离婚好。离婚意味着将妻子逐出家门，纳妾只不过是将另一女子迎入家门。凭男人决定女人命运的权利，论资排辈了，妻妾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他认为某女子既想长久依赖某有妇之夫，那么委曲求全而做妾，是相当明智的。他暧昧地表示，他颇认同辜鸿铭“一只茶壶配四只茶杯”的完美思想。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