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部分(1 / 6)

    的日增，于是他们想当然地进行这样的联系。更何况，在公众的头脑中，对犯罪的担心与对大规模城市暴乱的恐惧纠结在一起无法拆解。

    自1964年纽约市曼哈顿的哈勒姆暴乱开始的城市暴乱时代持续了4年。也就是说，虽然在1968年之后也有暴乱，如1992年警察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之后的洛杉矶暴乱，但感觉上再也不是全国性的浪潮。而在暴乱年代，美国的所有城市仿佛都烈焰腾腾。

    城市暴乱潮涨潮落的原因，与犯罪涨落的原因同样模糊不清。也许大多数暴乱的起因是警察的暴行，例如，1964年哈勒姆暴乱的起因就是一名警官射杀了一名15岁的黑人少年。在暴乱中，警察经常滥开杀戒。但警方对黑人的暴行早已有之，为什么单在20世纪60年代的4年里激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呢？

    社会科学家已发现，最易于发生暴乱的城市是居住着大量黑人的北方城市。南方没有暴乱，也许反映了社会控制的严厉。或者说得直白一些，南方的黑人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掀起暴乱。在北方城市，镇压没有那么猛烈，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迁移，到了60年代，许多北方城市都有庞大的黑人人口，其中从未在南方生活过的年轻黑人日渐增多。人口结构上的这些趋势（大体上与诱发犯罪率上升的人口趋势相同）加上城市贫民窟可怕的生活环境，可能为以暴力对抗警方暴行的做法创造了条件，若非这两个因素，人们也许会选择忍气吞声。

    民权运动与城市暴乱有没有关系？通称“克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的“社会骚乱全国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在1968年的报告中认为有一些关系。该报告称：“白人种族主义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我国城市中不断积聚的爆炸性局面负主要责任。”报告虽把白人种族主义列为罪魁祸首，但也暗示说，暴乱的直接原因在于民权运动带给人们的期待。

    民权运动取得的司法与立法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追求权利平等的恢弘斗争，都激起了人们的期待。当一些期待落空后，就残留了失望和沮丧。一种默许甚至鼓励以暴力方式抗议的风气业已出现，其原因有：白人针对非暴力抗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拒绝废弃种族隔离的州与地方官员公然藐视法律与联邦权威；一些从事非暴力反抗的抗议组织转而放弃非暴力的方式，凌越受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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